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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

    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重任的千年漕运水道，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那么，京杭大运河是怎样兴修起来的，又是如何将隋炀帝乘坐龙舟南巡的御用水道变成商业运输兴旺发达的黄金水道的？大运河的漕运为何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安全，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漕运又是怎样组织管理的呢？

    黄金水道历经千年打造。

    大运河开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准备发兵北上攻打齐国。当时，长江和淮河之间没有水路可通。

    为了长途运送军粮，夫差下令征调大批民夫，在蜀冈之上修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开凿邗沟，使之成为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水道。对于修筑邗城、开凿邗沟的建设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称为开凿大运河的“第一人”。

    开凿邗沟成了大运河兴建史上的开端，邗沟全长约两百公里，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此后邗沟一直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代王朝漕运的水上要道。邗沟的开凿客观上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随着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发展，修建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

    纵观大运河兴建的历史，大规模兴建大运河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隋朝。隋朝兴建的大运河称为“隋朝大运河”，也称为隋唐大运河。

    随后的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疏浚、修整和治理，保证了水道的畅通无阻和漕运的正常运转。大足元年，即，朝廷在洛阳立德坊南隋唐大运河的洛水河道

    营建新潭码头，“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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